一(yi)種最常見的(de)(de)錯誤是，用行(xing)政手段(duan)去代替一(yi)切管(guan)理，并美其名曰“制度管(guan)人(ren)”。但常因組織的(de)(de)目(mu)標與個人(ren)目(mu)標的(de)(de)矛(mao)盾難以調合，導致收效甚微。由于用行(xing)政手段(duan)干預這種方式操作起來簡單便捷，長期以來是多數管(guan)理者慣性依賴的(de)(de)企業運作方式。
另一(yi)種近(jin)年來比較流行的方式是，孤立(li)地強(qiang)調企業文化(hua)(hua)的重要性，大(da)干快上，弄了(le)一(yi)堆頗為豐(feng)富的文化(hua)(hua)手冊(ce)，大(da)體上是因為看(kan)到華為文化(hua)(hua)、阿(a)里(li)文化(hua)(hua)成功的典(dian)范，競相模仿，結果因沒有滿(man)足人的基本欲求(qiu)，學了(le)個四(si)不像，知和行嚴重分離。
治(zhi)理(li)一(yi)個(ge)企業與治(zhi)理(li)一(yi)個(ge)國家(jia)雖規模上(shang)有(you)(you)巨大殊懸，但原理(li)上(shang)有(you)(you)相似之處。
一(yi)百七十年前(qian)，馬克思下(xia)了(le)一(yi)個經典的(de)論(lun)斷(duan)：“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zhu)”。至今仍是治理上的(de)一(yi)個基本(ben)規律和原則。
從企(qi)業(ye)的角度(du)看，經(jing)(jing)濟(ji)(ji)(ji)基(ji)礎(chu)是指(zhi)企(qi)業(ye)經(jing)(jing)營發展所處(chu)的階段、獲利的能力及方式，是判(pan)斷其將采取(qu)何種競爭途(tu)徑的條件；上層建筑(zhu)是指(zhi)在經(jing)(jing)濟(ji)(ji)(ji)基(ji)礎(chu)上實施的行政(zheng)手段（責任/目標/權力/資(zi)源）和(he)文(wen)(wen)化(hua)手段（意識形(xing)態(tai)/價值判(pan)斷/行為追求(qiu)）。也就是說，離開(kai)經(jing)(jing)濟(ji)(ji)(ji)基(ji)礎(chu)的判(pan)斷，離開(kai)經(jing)(jing)濟(ji)(ji)(ji)手段的設計(ji)，來談行政(zheng)手段和(he)文(wen)(wen)化(hua)手段，是無(wu)源之水(shui)、無(wu)本(ben)之木。
從微觀及實踐中看：
經濟手段是在企業管理中(zhong)強調分配(pei)與貢獻掛鉤(gou)，利用(yong)各種經濟刺激的(de)杠桿進行交(jiao)換、誘導，表(biao)現為“選(xuan)擇與競爭”；如同市場(chang)交(jiao)易，我給(gei)你需要的(de)，你給(gei)我需要的(de)，是選(xuan)擇性的(de)。本質(zhi)上是“互惠(hui)”性的(de)。
行政手段則(ze)是強調組(zu)織的權(quan)威，依靠規章制度、程序及政策(ce)，表現為(wei)“命令與(yu)控(kong)制”；類如法律，告(gao)訴你什么不(bu)能(neng)做(zuo)(zuo)、什么必須做(zuo)(zuo)，并(bing)且*服從、沒有借口。本質(zhi)上是“強制”性的。
文化手段則倡(chang)導共同的(de)價(jia)值觀、傳統、儀(yi)式(shi)、信念、心(xin)理契約(yue)等等，表現為“認(ren)同與(yu)服從”。例(li)如各民族(zu)的(de)節日和(he)風俗，源遠流(liu)長，過年要(yao)放鞭炮、中秋(qiu)要(yao)吃月餅等，誰也(ye)不在乎(hu)為什么一定要(yao)這樣做(zuo)；比如你來到華為，人人都(dou)拼了命的(de)加(jia)(jia)班，你要(yao)不跟著加(jia)(jia)點班，就好像是個錯誤似(si)的(de)。這種感受就是潛移默化，融入意識流(liu)的(de)產(chan)物，履行它無須任何理由，是自發性(xing)的(de)。本(ben)質(zhi)是上“習俗”性(xing)的(de)。
三者各有所長，互為促進，有效的管理必須讓三種力量互用。但是三者的關系誰先誰后？誰主誰次？誰服從誰？就很重要了。正如我前面所舉，無論是行政先導還是文化先行的實踐，基本上都沒有取得良好的成效。究其根本，“人”是所有生產要素中*具有主觀能動性的要素，要激發企業的活力，必須從激發人的意愿開始，組織和個人的良性互動就必須從運用好經濟手段開始。把這件事（經濟手段）設計好了，后面的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才能釋放它應有的效能。因此這句話我們可歸納為：以經濟手段為主，以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為輔的機制設計及制度安排，方是企業良性運作的正途。
它的內涵可以概要為以下三個方面：一、先滿足人的(de)經(jing)濟(ji)動機，在經(jing)濟(ji)需求上(shang)實現必要的(de)公平(ping)和(he)刺激，而后據以展開行政規范和(he)文化認同(tong)的(de)設計。
二、管理設計服從于經營規劃和經營現實。即：管理服務于經營。例如在設(she)計(ji)時：商業模式設(she)計(ji)在前，管理(li)制度(du)、組織(zhi)形式、文化(hua)設(she)計(ji)等在后。
三(san)、什么(me)樣(yang)(yang)的(de)經濟(ji)(ji)條件決(jue)定(ding)實(shi)施什么(me)樣(yang)(yang)的(de)管理模式。見(jian)下圖：藍色方塊指企(qi)業(ye)所處的(de)經濟(ji)(ji)狀況，它反映在企(qi)業(ye)不(bu)同規模和獲利(li)能力下應采(cai)取(qu)不(bu)同程度的(de)管理組(zu)合→
管理中所運用的措施不會超出經濟手段、行政手段、文化手段這三個領域。前面講了先后關系，那這三種手段的運用以何為重呢？則要視企業經營對人的內在驅動力的依賴度。一般而言，當外在的監督變得困難時，內在的驅動就成為關鍵---即重視文化手段，反之，則重視行政手段。但是要注意：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指導原則，無論以何為主，都必須以合理的經濟手段的設計為基礎為前提。
另外應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除了讓員工在企業中得到基本的保障外，經濟手段的靈魂是“平等的競爭”，只有它，才可以實現(xian)(xian)獎優罰劣(lie)和促進努(nu)力創新(xin)。也(ye)就是說，企業中的價值分配，必須(xu)(xu)體現(xian)(xian)平(ping)等的競爭(zheng)、獎優罰劣(lie)這一主張，就像(xiang)我(wo)們(men)常(chang)講的，必須(xu)(xu)讓多勞者(zhe)、貢獻(xian)大(da)者(zhe)獲得更大(da)的經(jing)濟利益。
由于經濟手段所設計的是組織與(yu)個人(ren)之間的互(hu)惠關系，是促進行為的自主選(xuan)擇(ze)。那么在(zai)管理上，在(zai)許多微觀層面就沒有(you)必(bi)要事事檢(jian)察(cha)、監(jian)督和防范，比如可以從事前審批(pi)為主，轉變(bian)為事中事后的合規性監(jian)督為主，這(zhe)樣的組織就變(bian)得有(you)活力了(le)，管理當然就變(bian)“輕”了(le)。
當然前面已經說到，三種手段不能孤立使用，須互有支持。行政手段盡管涉及的面很寬，包括組織、目標、權力、流程、資源等等內容，但必須圍繞一個核心展開：“厘清責任的鏈條，擰緊責任的螺絲”---沒有(you)(you)(you)人，什么也(ye)無(wu)(wu)法實現；但沒有(you)(you)(you)責任，什么都無(wu)(wu)法持續。有(you)(you)(you)序(xu)的運轉都須圍繞責任展開，老話也(ye)講：“沒有(you)(you)(you)規矩(ju)不成(cheng)方圓”。
文化手段的外延極大，它的有效開展也有一個核心：“詮釋工作的意義”，誰(shui)做得更(geng)好(hao)，誰(shui)的企(qi)業就(jiu)有生(sheng)命力。它(ta)(ta)確有讓(rang)員工行為(wei)實(shi)現(xian)自(zi)驅、讓(rang)管理實(shi)現(xian)“無為(wei)”的巨大功效。然(ran)而這一(yi)切的作用，仍然(ran)離不(bu)開把經濟(ji)手段做好(hao)為(wei)前提。不(bu)要盲目看待(dai)成(cheng)功企(qi)業的文化光(guang)芒，它(ta)(ta)成(cheng)功的背后，依然(ran)是遵(zun)循了(le)一(yi)百七十年(nian)前馬克思下的經典論斷：“經濟(ji)基礎(chu)決定上層建(jian)筑”。
所以，這個邏輯可以概略為：先基于企業的發展階段和經營現實，把能夠實施平等競爭環境的經濟手段設計好，然后據以展開基于強化責任的行政手段和努力詮釋工作意義的文化手段的設計及運作。作者：金大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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